隨著人口流動性不斷增大，一部分老年人為支持兒女事業、照料孫輩，“候鳥式”離家漂至陌生城市。他們在異地他鄉面臨著醫保、文化差異、夫妻兩地分居甚至語言不通等問題。
盡管各地政府陸續出臺優老政策，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研發現，有的政策相互“打架”，有的政策距落實落地仍有差距。
“卸”不下的十斤藥袋
今年64歲的任建國自2013年起，每隔半年要跟老伴兒一起從吉林市來到石家莊照顧外孫。老人患有高血壓、高血脂，加上心臟支架手術后需要藥物維系，每天需要服用的藥物多達5種，一天三次。
“吉林的醫保卡在石家莊買藥不行，因此每次去石家莊之前，我要在吉林市的多家醫院拿著醫保卡去開藥。由于開藥有時間限制，這個事情很不好辦，免不了托關系找熟人。5種藥開足半年的量，袋子提起來近10斤重。”任建國說。
每次把所有的藥備齊后，任建國和老伴兒還有個“大工程”，就是在出發前，把堆在客廳里的各類藥包裝逐一拆開，每種藥只留著藥片統一放在小袋子里。有些藥長得差不多，不留神會混淆。
“主要是為了節省空間，藥盒子、包裝占地方，攜帶不方便。2013年開始，我這只‘老鳥’就馱著快10斤的藥袋子每年從吉林飛往石家莊，從沒卸下來過。女兒總勸我們發快遞，但害怕路上有遺失，我們還是選擇背著。”任建國說。
原太原市老齡委一位工作人員也反映，他經常到北京接送孫子，有時一待就是幾個月，因太原醫保卡在北京不能使用，而他每天都要服用降壓藥，所以買藥就成了一個問題。有時候藥快用完了，只能讓家人從太原買了再寄過來。
在走訪過程中，多地外地老年人反映，自己需要的一些藥只能在本地醫院憑醫生處方開藥，且每次只能開一個月的藥量，老人們年紀大，在異地時間長，來回奔波不方便，醫保卡購藥、醫藥費報銷就成了最大的一個難題。
記者采訪發現，僅在太原市，相關部門就經常接到一些異地老人的政策咨詢，因異地就醫、買藥手續比較麻煩，老人們很關心怎樣能把程序變得更簡單。也有不少老人因醫保手續遷不過來、續也續不上，日常就醫、買藥都成了麻煩，單靠某個市的力量難以突破，這需要國家統一或者各省聯手研究解決。
“走”不出的孤身茫然
兩年前，內蒙古呼倫貝爾的王燕老人被女兒接到呼和浩特幫忙照顧外孫。她向記者坦言，自己總是感到非常孤單和焦慮。“女兒、女婿每天早上很早出門上班，中午不回來，晚上加班也很晚回來，外孫的一切事務都由我來管。沒有幫手，沒人能說說話，每天累到不行，心理壓力也很大。”王燕苦惱地說。
今年89歲王貴香老人，跟隨64歲的女兒從山東濟南來到石家莊。因為王貴香的外孫女剛剛生了孩子，需要人幫忙帶，但王貴香本人腿腳不便也需要人照顧，只得跟著女兒來到異地。
外孫女、外孫女婿給老人租了一個房子。早上，女兒給王貴香做好飯后，就趕去自己女兒家里上“上午班”；中午回來給王貴香做午飯，再回女兒家上“下午班”；晚上依舊往復。
“每天女兒走了以后，我就自己在房間里待著。因為坐輪椅，不方便下樓，我也害怕出問題給兒孫們添麻煩，就老實待在樓上看電視。時間太慢了，每秒鐘都挺難熬。我想回自己的家。”王貴香說。
記者采訪了多位“老漂族”發現，像王燕、王貴香一樣的老人離開家鄉來到異鄉，面臨著對當地語言、人際關系和生活習慣不同等諸多問題。即使孩子們能夠讓“老漂族”們享受富裕的物質生活，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，這些老人依然要忍受孤單和焦慮。
“兌”不成的“空頭支票”
近年來，針對老年人權益保障，從國家層面到各省市都出臺了不少措施。相關條款從政務服務、交通出行、衛生保健、商業服務等方面，細化了不同年齡階段老人可享受的優待事項。政策很好，但實際落地情況不一，有些政策甚至成了“空頭支票”。
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，車站、機場、醫療機構等場所，應當設立老年人優待服務窗口，老年人可優先購買車票、船票、飛機票，優先托運行李、物品，在各類醫療機構優先就診、化驗、檢查、交費、取藥、住院。然而記者在走訪中發現，上述規定在個別地方形同虛設。
很多受訪老人反映，他們經常要在異地孩子家和故鄉老家之間往返，進出火車站都是正常排隊，沒有所謂“綠色通道”，也不知這樣的通道設在哪里。而在山西某心血管醫院，記者看到，早七點排隊掛號的長隊中，很多老年人也站在其中。
同時，記者通過走訪了解，“老漂族”群體近年成為社會熱點，需要政府關注，但與此不相匹配的是，一些地方老齡組織的職能卻在弱化。
“過去是協調各部門，現在只能搞老年宣傳，組織點兒老年活動，處境很尷尬。其實，社會需要能體會老年人處境的政府組織去發現問題。”太原市一位長期從事老齡健康服務的工作人員坦言。
此外，多地老年人反映，幾年前國家發文要求停辦老年人優待證，憑身份證享受待遇，但在有些地方想要享受優待還必須持老年證。
“每年都要接待一些異地歸來的老年人辦證。很多老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老齡委的辦公地，卻辦不了證，免不了有一肚子委屈和怨言。這種政策打架的情況不少，因為地方有自己的規定。”山西某市老齡健康事業服務中心一位工作人員說。